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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

竺可楨與國民黨四次“政治捆綁”記

葉勝舟:竺可楨的大學思想與國民黨既定的黨化教育方針相背離,價值衝突不可調和,註定他與國民黨漸行漸遠。

20世紀30年代,國民黨鼓吹“一個黨、一個主義、一個領袖”,以黨派勢力滲透大學,加強學生思想控制。

竺可楨接任浙江大學校長前就對此有異議。1936年3月16日下午,教育部長王世傑來訪,竺可楨提出接任浙大校長後“辦學方針是否採英美之Academic Freedom(按:學術自由)或法西蒂(按:今譯法西斯)獨斷行為”的尖鋭問題,希望得到官方“標準答案”。王世傑是法國巴黎大學博士,曾任北京大學教授、武漢大學首任校長,作出判斷不難,只是此時身份不同,選擇迴避問題,對此“亦未能有明白之表示”。

他接任浙大校長後,更是反對國民黨強制要求教師入黨、學生入團,主張師生埋頭學問、不加入任何黨派。強調“對學校應能自治,以維護大學之尊嚴”;“學生應有讀書的自由,探求真理的自由。只有讓學生兼收幷蓄,接受的知識面廣,才能培養出全面的人才,沒有民主自由,也就求不到真理,培養不出真正的人才。”

他向陳布雷抱怨:“目前國家對於大學教育方針需要確定,不能徘徊於統制與自由二者之間。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以後使學生分為團員與非團員,實非得計。”(《竺可楨日記》,1939年9月4日)

浙大勃興之際,正逢國共兩黨爭奪人才、爭奪天下。竺可楨沒有迎合執政的國民黨上層,而是努力在浙大減少政治的干擾。他明確聲稱“目前政治動盪,學校不應加入政黨紛爭之中。餘來此乃辦學校而非辦黨也”、“校中用人,素不管黨派如何耳”(《竺可楨日記》,1945年4月25日、1947年7月25日),表明自己“素來對於政黨毫無興趣,而且深深痛惡陳立夫的作風和宋子文、孔祥熙的貪污”(竺可楨《思想自傳》)。

他接受蔣介石邀請任浙大校長時,曾提出約法三章,第二條就是“用人校長有全權,不受政黨之干涉”。在浙大一次訓話中警告學生“下次如有罷課行為,不惜全體開除”,公開聲明“本人希望學生應埋頭求學問,否則從軍可也。在學校鬧黨派,則不特於抗戰無益,學校亦不成其學校,故本人主張政黨須一律退出學校。”(《竺可楨日記》,1936年3月8日、1945年4月23日)

1946年1月11日,竺可楨邀請黃尊生教授任訓導長,商討戰後浙大的訓導方針,“餘謂目前各黨派既列於同等地位,大學中不應再有黨部”,“學生對於政黨信仰完全自由,但不應作政治活動。訓導方針應以道德服人為標準”。(《竺可楨日記》,1946年1月11日)

竺可楨堅持自由主義、理想主義,堅持教授治校、學術自由,倡導大學政治中立,相信人性向善,以道德力量教化學生,試圖為大學、師生爭取一個相對寬鬆自由的學術氛圍和政治氛圍。顯然,這與國民黨既定的黨化教育方針相背離,價值衝突不可調和,註定竺可楨與國民黨漸行漸遠。況且國共爭奪政權的激烈程度已達你死我活,兩黨都不可能接受大學非黨化。

1939年3月4日,蔣介石在第三屆全國教育會議上演講,提出“各校校訓應歸一律,應可定為禮義廉恥”。國民政府教育部不論是非與特色,唯上、唯政、唯帽(烏紗帽),緊跟領袖意圖,很快通令全國各校遵行。次年7月,又將大學招生的國文試題確定為《全國學校共同校訓釋義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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